为什么胡萝卜不“香”了,大棒也不“疼”了?



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鼓励孩子的一些正面行为,同时禁止孩子的一些负面行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经常会把成人世界中的奖惩机制搬过来套用。比如,如果孩子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就奖励他一些零花钱,甚至制定出具体的价目表:拖地3元、刷碗2元、晾衣服1元等等;又如,如果期末考试成绩超过多少分,就给他一个大奖,一台游戏机或是一次夏令营等等;如果玩游戏超时,就罚他做一张卷子;如果乱扔自己的玩具或书籍,就罚他扫地等等……


不止是家长,学校有时候也会设定一些明确的奖惩规则,对孩子们的行为进行规范,比如积分制、爬长城,发放小红花、榜样卡等等。校外培训机构也经常愿意采用这类激励方式,提升孩子,甚至是家长的参与度,比如给孩子设置一些奖品兑换机制等等。但这些奖惩机制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经常会发现,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通常只有“三分钟热乎气儿”,最终总会变成“挂在墙上,却进不了心里”的规则,孩子做不好的方面,仍然如旧,而孩子们取得的进步和转变,似乎也和这种奖惩没什么关系。

不止是对于孩子,对于大人,这种奖惩机制也总是会事与愿违。我们先从国外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起。以色列有位经济学家叫尤里·格尼茨,他家孩子上的幼儿园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家长们接孩子经常迟到,导致幼儿园的老师们总不能按时下班。幼儿园的女园长想了一个“惩罚机制”,她规定,凡是迟到的家长,必须交罚款,以此让家长们认识到,迟到不仅是没有信守承诺,还有经济成本。


结果你猜怎么样?之前大约平均有25%的家长会迟到,执行罚款制度几周之后,迟到的比例陡增到了40%!格尼茨发现,家长们因为交了罚款,就卸掉了迟到的心理愧疚,而罚款金额很小,他们也乐于交钱。于是,女园长将罚款金额大幅提高,结果怎么样?迟到的比例增加到了50%!家长们不再把罚款看作是失约的代价,而是看成了让幼儿园老师额外照顾孩子的报酬。本来家长按时接孩子是一种承诺,让幼儿园老师们按时下班是一种尊重,物质惩罚却把这件事的道德意义给消解了,让它变成了纯经济利益的交换。

类似的事情我们以前也曾经见到过。过去北京有一类政府组织起来的群众执法力量,通常是退休的老太太们,带着红箍,在街上或社区里纠正一些不文明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闯红灯等等,民间称她们为“小脚侦缉队”。有个段子,一个小伙子在禁止吸烟的地方抽烟,被带着红箍的大妈看到了,“罚款五元!”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钱的“大团结”,潇洒地甩给大妈,“别找了,我再抽一棵!”罚款被理解为抽烟的经济成本,而不是道德失约的惩罚。政府的本意是通过罚款,让市民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结果却变成了“土豪随便放火,百姓点不起灯。”


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幼儿园和小学校里。在一所小学的班级中,老师使用“模范卡”来给同学们进行奖励,凡是在课堂学习中表现优秀,或是积极主动参与班级活动的同学,老师就发给一张纸质的“模范卡”。每个学期末,同学们可以凭积攒的“模范卡”来找老师兑换奖品。结果到了期末,同学们拿着一摞一摞的“模范卡”来了,老师却感觉不对劲儿:“模范卡”最多的同学,好像并不是平时赢得奖励最多的人。怎么回事呢?原来班里的孩子们自发地开展了“黑市交易”,有人用一些时髦的玩具、零食、课外书来交换同学手中的“模范卡”。老师发的精神奖励,变成了“现金等价物”,奖惩机制没能完全达到初衷。

“爬长城”遥遥领先的孩子,却被其他同学嘲笑;流动红旗长驻的小组,却被其他小组孤立;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并不需要通过赢得奖励的方式获得,直接跟家长要就行了;积分制不仅不能鼓励孩子向榜样学习,还在同学之间制造了对抗的情绪,让孩子们给自己贴了标签;物质奖励没有让孩子愉快地参与家务劳动;孩子们爱看的漫画总是手不释卷,不爱看的教辅还是仍在一边……为什么我们最熟悉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达不到目的呢?胡萝卜不“香”了,大棒也不“疼”了呢?


孩子们的行为背后,是驱动因素,驱动因素分为两类: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物质奖励、积分制、竞争机制、惩罚机制等等都是来自外部的驱动力。对于孩子具备内部驱动力的领域,是不需要使用外部驱动力的。比如,爱读课外书的孩子,不需要给他奖金,他也能一头扎进书中,半天不动地方;喜欢探索大自然的孩子,不需要大人鼓励,他也能利用各种知识渠道,把自己培养成“小小达尔文”——这类内部驱动力,我们可以称为“兴趣”。对于孩子有兴趣的方面,额外的物质奖励,只会造成“挤出效应”,让他们的兴趣变得不再单纯,内驱力渐渐丧失。

还有一种内部驱动力,我们可以称为“意义”,这更接近于道德层面的追求。比如,我们告诉孩子,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等红灯,然后给他亲身示范,你会发现,当你某一次忍不住要闯红灯时,孩子会立刻成为你身边的“交通协管员”,大声制止你的。又如,我们从小告诉孩子坐车要坐安全座椅,大了之后要系好安全带,当某一次有人搭乘你家车又不系安全带时,孩子会毫不客气地提醒他的。但是这种“意义”,必须是孩子自己发自内心认可,才对他们有驱动力和约束力。仅仅是教育者贴几句标语,挂一张积分表,发一面红旗、几个小红花,是不够的。


猴叔带小学生的研学营的时候,很多孩子一开始都不懂得谦让,吃饭时看见自己喜欢的菜就猛抢,恨不得包圆。我跟孩子们说:我们参加研学营,不仅要学知识,也要学礼仪,包括餐桌礼仪。你爱吃的菜,很可能别的同学也爱吃,如果大家都喜欢吃,我们下次可以让餐厅多炒几盘,但不能只想着自己,不顾别人。你们看,教练忙了一天,那么辛苦,好吃的菜端上桌,是不是应该让让教练呢?孩子们Get到了我的点,立刻开始抢着给教练夹菜,大孩子给身边的小孩子夹菜,虽然好吃的饭菜少吃了几口,但却获得了“长大了”、“懂事了”的成就感。研学营结束后,有家长激动地告诉我们,孩子回到家居然破天荒地先给爸爸妈妈夹菜,给他们感动坏了。这就是给一件我们鼓励孩子们做的事情赋予“意义”,有了“意义感”,奖励就是多余的了。


孩子们在乎“意义”,往往超过在乎金钱价值,而孩子们对“意义”的理解,不一定和我们大人一致。前几天,猴儿子参加了一个小学生的篮球杯赛。主办方设定的冠军奖品是一个篮球,亚军奖品是一个运动背包,季军奖品是一个科比·布莱恩特的纪念相框。没想到颁奖仪式刚一结束,冠军队和亚军队的孩子们纷纷去找那些得了第三名的孩子,去要求交换奖品。主办方的设计我们大人很容易理解,篮球最贵,运动背包其次,那个相框只不过是彩色打印一张照片,装进一个木制简易镜框里而已,成本可能也就十几块钱。可是孩子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相框代表了他们崇拜的偶像,这个奖品最有“意义”。

“兴趣”与“意义”,能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他们自觉的行为,慢慢养成好的习惯,而外部驱动因素就没那么灵验了。如果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启发孩子的兴趣,或是赋予孩子理解并认同的意义,那就不需要采用什么奖惩机制了。胡萝卜本来就不香,大棒也根本打不疼,我们需要以单膝着地的姿态,走进孩子的世界,发现他们的兴趣,寻找他们认同的意义。别指望教育孩子,规范孩子的言行,能像马戏团训狗熊,海洋馆练海豹那么容易。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猴叔讲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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