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家和白求恩斜对门儿”——一次意外的“寻根之旅”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还记得这段话是谁说的，说的是谁吗？和猴叔差不多大的人，小时候都背诵过这篇课文，毛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1938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委托，率领外籍医疗队来到延安，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此后他在晋察冀抗日边区工作，活动在今天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唐县一带，不仅给八路军的伤员做手术，也给当地的老乡们看病。1939年11月在摩天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因手指感染而不幸逝世。白求恩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可以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心目中了不起的“好洋人”。“白求恩”这三个字，也成了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凡是不远万里来中国，做好事，做公益，有奉献精神的欧美人，我们都赞扬其为“白求恩”。

白求恩的故事，从小读到大，却从来没想过，这位了不起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和我自己有什么关系。这个国庆假期，在家里看过了气势恢宏的阅兵式，又刷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猴妈闲着没事，想去最近的革命老区看看，于是我们来到了河北。走小五台山，访蔚县暖泉古镇，翻越麻田岭到涞源，爬白石山。沿着太行山余脉一路向南，见到了金黄的稻田，看到了老乡们在山坡上辛勤开垦，种的大白菜和圆白菜，丰收了却运不出山，卖不出价，看到了勤劳朴实的河北人民，守着很多优质的旅游资源，却没有成功的商业开发，没给当地百姓带来多少旅游收入……

我四姨看到了我们河北游发的朋友圈，微信告诉我一件事情。从涞源向东南，唐县的川里乡有个古道口村，村里有幢老房子，就是当年白求恩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而这座房子的斜对面，有一个残破荒废的老院子，就是我姥爷年轻时的家。我妈妈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插队回到老家，也曾在这个院子里住过两年。

咱们中国人都讲究“老家”，论起来我总说我的老家是山东泰安，那是我爷爷奶奶生长的地方。泰山脚下的那个老家，我小时候就去过。但其实我还应该有一个“老家”，就是姥姥姥爷这一支的故乡。我姥姥姥爷都是老革命，生长在晋察冀解放区的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参加革命，跟着党的队伍进的北京。姥姥的老家，唐河边上的小山村，我上大学时还真去过一次，但姥爷的故乡，我从来没有去过。

根据四姨提供的线索，我们从涞源出发，高速转省道，来到了这个名叫古道口的小村子。村子就在省道边，一眼望去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旧房子，不是政府统一建安居房的那种新村，看起来有些残破凋敝。几个老人在村中小广场上抽烟聊天，我停下车来跟他们打听，哪里是白求恩住过的房子。老人们一开口，我就感觉到熟悉而温暖，他们的口音和我姥爷姥姥的口音是一模一样的。 

几位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听说我们要找白求恩的老房子，主动要带我们过去。跟着他绕了两个弯，经过一个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小”，却画着好多神像的山神庙，拐进一个进不去车的窄胡同，左手边一个半荒不荒的房子，就是白求恩的故居。没有任何标志，山墙已经向外倾斜了，大门紧锁着，门板上还贴着不知哪一年的春联和福字，门楼下两侧的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如果不是有人指点，肯定看不出来这座破旧的老房子和我们熟悉的白求恩有什么关系。

一位中年农民推着自行车走过去，见我们在研究这座房子，顺口说了句：“白求恩给我奶奶治过病。”一位年纪很大的老爷爷，拎着一袋子的塑料瓶子，走过来对我们说：“我见过白求恩。”“老爷爷，您今年高寿了？”（后来我才知道，不应该是我管他叫爷爷！）“九十啦！八十九周！白求恩那会儿，我才八岁。”

他说，白求恩大高个儿，力气很大，两三个小伙子搬一个的大缸，他一手一个，一下搬俩。他给村里很多人都看过病。巧合的是，就在白求恩故居斜对门儿的老房子里，70年代初曾经住过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她在村子里是赤脚医生，那就是我的妈妈。

斜对面的小院儿更加破败不堪，四合小院倒了两面半，只剩一间西屋和半间北屋。这就是我姥爷和他几个兄弟，一大家子人住的老房子。因为后来没有人住了，所以既没有修缮，也没有扒倒重建，成了村子里最老的古董房子。文革期间我妈妈下乡插队回到老家，就住在这里，边劳动，边学习，自学了赤脚医生的课程。现在据说村里还有老人记得这位工作负责任，说话和气的女知青。

离开姥爷家的祖宅，老爷爷请我们去他家坐坐。往北走几十米就是他的家，院子的房子也是荒废了一半，横七竖八地堆了几堆玉米，还有一些南瓜和老倭瓜。我知道，这位老爷爷比我的姥爷要小十来岁，想必他也认识我的姥爷。我跟老爷爷打听，您认识“赵**吗？”“知道啊！”他不仅知道我姥爷，姥爷家的几个兄弟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他比我大，辈份也大。他可了不起，进城了，在北京工作。学的文化好，连笔字写起来刷刷地，他说的问题，保险全对！”老爷爷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着对我姥爷的赞佩。

在解放前的老区山村里，跟着参军闹革命的娃子是多的，但能闹出个名堂，学点文化，跟着组织一起进北京，又在解放后当干部的，就是凤毛麟角了。姥爷农民孩子出身，自学成才，爱读书，爱研究，爱写文章，各级领导都评价他，是农民出身的“秀才”。解放后跟着组织进北京，把一家人都带进了市委大院，从此改变了子女儿孙的人生。他一直分管农业，研究农村问题，北京郊区的很多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一直到去世，都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单位分的小房子一直没有换过，也没有装修过，一年到头就是几件旧衣服，除了读书看报没有任何嗜好，生活非常简单朴素。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小每次去姥姥家，几个姨和舅舅们、一帮孙子外孙子们一起吃饭，姥爷从来不上桌，因为他吃饭很快也很简单，自己吃上几口，就去屋子里看书去了。他只爱吃那种最原始的红烧肉，因此我姥姥做红烧肉很拿手。应该说，我的姥爷的言谈举止，就是我对于“党员干部”这个人群的最初、最牢固的印象。

看过了姥爷生长于此、妈妈下乡于此的旧房子，我似乎对去世多年的姥爷多了一点了解，也多了几分赞佩。再回想那些革命传统教育中的英雄事迹，似乎也不那么遥远了，也不那么隔膜了。英雄是谁？带着几万万中国老百姓一起翻身得解放的是谁？流血牺牲的有白求恩；默默耕耘的有那么多至今仍生活在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筚路蓝缕的有和我的姥爷一样的千千万万党的忠诚干部。咱家和白求恩住对门儿，革命英雄的故事和咱们有关系。咱祖辈为革命奉献了一辈子，姥爷的名字和白求恩的名字一道，在那个河北大山里唐河边的小村子，被老人们传颂着。民族复兴，薪火相传，此时此地，我才感到一种使命和责任！

家里对老家熟悉的几个姨和舅舅们，看了我和村里的那个老爷爷的照片，他们告诉我：“他叫赵圈子，是村里的贫困户，国家有补贴，自己拣点废品卖点钱。是咱家出了五服的亲戚。论着比你姥爷小四辈儿，见了你妈得叫太奶奶，见了你应该叫表爷爷！”我这才弄明白，应该是老人家管我叫爷爷。果然回乡显大辈儿啊，回到老家，竟然见到一个八十九岁的老表孙子！

一次意外的寻根之旅，一次不期而遇的红色教育。共和国七十年，历史并不遥远，祖辈的血液仍在我们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祖辈们的一份，也有我们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