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南门保安的三个犀利问题,你怎么回答?

 

猴叔的母校,流传着一个很高深的段子:话说北大南门的保安,遇到没带学生证就想进校门的学生,会盘问他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幼儿园小朋友都能脱口说出答案,可是北大的高材生们却不明觉厉,很多人一下子就懵了,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唯独有三个院系的学生不怕,能滔滔不绝地给南门保安大哥侃上半个小时——一是哲学系的学生,二是宗教学系的学生,第三个就是生命科学院的学生。

没错,“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几千年来人类所有科学研究的核心,自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刻着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开始,我们一直试图用各种理论来回答这三个问题,但从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2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仍然对这三个问题知之甚少,蒙昧甚多。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很普通的常识,比如细胞、进化、遗传、基因等概念,很久以来人们都不知道。那么,是谁帮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呢?

首先是两个来自德国的“施大爷”提出了细胞学说。施莱登首先提出,所有的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施旺则进一步论证一切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两位“施大爷”让人类懂得了:“我是谁?我是一大堆细胞的组合体。”

接下来是一位体弱多病的英国人,他的理论彻底颠覆了人类的自我认知,对二十世纪的科学、历史和政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就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提出的进化论思想,打破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思想,第一次让人类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是从最初的生命形态,通过漫长的自然选择,一步步进化来的。

与达尔文同时代,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通过种植豌豆,发现了遗传的两大基本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遗传学进一步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身上的各种性状,都是从祖辈那里遗传来的,也将会精妙地遗传给下一代。

一个在孟德尔种豌豆时出生的美国人,长大后接过了遗传学的接力棒,他是美国人摩尔根。摩尔根用果蝇做实验,发现了遗传的秘密藏在一个叫染色体的东西上面,基因理论因此诞生。人类从此更加有底气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了——“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基因”,是基因的战争一路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也将带着我们继续跑下去。

对于“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的探索,人类两千多年以来,就如同一群人在一个一团漆黑的封闭的大屋子里摸索,久久见不到一丝光亮。忽然有个人看见一只萤火虫;凭着萤火虫的微光,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下一个人用火柴引燃了一支蜡烛;又有人借着烛光,找到了一把手电;下一个人依靠手电光,找到了电源开关,打开大灯,整个房间彻底照亮了。在这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中,达尔文就好比那个划着火柴的人,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加速了光明到来的进程。

有意思的是,当达尔文擦亮这根“进化论”的火柴时,一不小心碰掉了另一个人手里的火镰和打火石,又有一个人从他的火柴引燃了一盏油灯,他还遗憾地错过了一个点燃壁炉里干柴的机会。怎么讲?有三个了不起的人物,和达尔文与进化论产生了交集,影响了人类的科学进程和文明史。

第一个被达尔文撞掉引火之物的人叫华莱士。1844年,达尔文就将进化论的想法写成了一篇250页论文,但却把它深藏起来,只与两位科学界的密友私下聊过。他想悉心研究,构筑一部鸿篇巨制,然后再与世人见面。意外的是,他的书没写到一半,1858年达尔文收到了青年博物学家华莱士从东印度群岛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是一篇20多页的论文,华莱士请达尔文帮他投稿给《林奈学会会刊》。

达尔文一读华莱士的论文就傻了,不但理论和自己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完全一样,推理的步骤也相仿,一些用词都雷同。他说:“我从未见过这等巧合:即便华莱士看到过我1842年写出的草稿,他也不可能写出更好的摘要!”于是达尔文被迫改变计划,他用了8个月的时间,从计划的鸿篇巨制中抽出精华,写成了第一版的《物种起源》。进化论的发明者,仍然归属达尔文,而华莱士则作为一名天才的博物学家,成为了进化论诞生的一个精彩注脚。

第二个替达尔文将火苗变成大火苗,四处论战,引起全世界关注的人叫赫胥黎。《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之后,达尔文还有很多研究要做,很多书要写,而且他的身体很不好,他的性格也不愿意陷入与教会和保守的科学家们无休止的论战。这时,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科学家赫胥黎出现了。赫胥黎在给达尔文的信中说道:“您的理论将会被歪曲和误解……请您相信,您的朋友们会站出来为您辩护,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子和牙齿,时刻准备着战斗。”

 

赫胥黎不仅四处演讲和参加辩论,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擎起大旗,他还创作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也就是《天演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曾旅居伦敦,他最爱听赫胥黎的演讲,深受赫胥黎“不可知论”等观点的影响。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则激发了旧中国一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在青年时代都深受《天演论》的影响,都是赫胥黎的“粉丝”。

而达尔文遗憾错过的这个壁炉里的干柴,就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种豌豆的奥地利神父,“遗传学之父”孟德尔。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最大的薄弱环节,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困惑,就是搞不清楚动物身上那些适应环境的性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的。孟德尔的遗传基本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恰恰可以成为解开这把锁的钥匙。有人说,要是达尔文和孟德尔能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下进化和变异的现象,说不定生物学的进步就能获得巨大的飞跃,如同火苗扔进了干柴中。

 

就在《物种起源》第一版出版后的第六年,1865年,孟德尔发表了他豌豆实验的发现。据说孟德尔看过德文版的《物种起源》,但他可能并未想到,自己的发现对于完善和丰富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有着何等的潜在价值。也没有任何证据现实,达尔文见到过孟德尔的论文。有人说,即使达尔文读到了孟德尔的论文,可能也理解不了,因为他缺乏统计学的知识基础。就在德国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心相交的同时,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另一个巨星碰撞的机会,遗憾地擦肩而过了。

看到这里,想必你对开头猴叔提到的北大南门保安的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了吧?如果想更多地了解达尔文和他的巨著《物种起源》,推荐大读者小读者们看一本书,《物种起源儿童彩绘版》。特别是对科学感兴趣的小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从小接触达尔文进化论的机会,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为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黑暗房间”,点亮灯光的人呢。

 

《物种起源儿童彩绘版》,苗德岁著,郭警绘,接力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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