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子法：悲观是生命中最可怖之敌

梁启超把子女看做是平等亲爱的朋友。因为行踪无常，他常和孩子们写信交流，所谈话题甚广，文学、历史，家常，人生无所不谈，总是亲切自然，不装不端。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啰嗦、流水账，称呼也全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老beby”“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他给子女很多建议，却并不要求他们一定照办，即如思庄选专业，他一开始希望她选学生物，写信劝勉，后来了解到她没兴趣，便又写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旧式的父母，总免不了架子和面子。在孩子面前，以长辈和权威自居，而不会平等交流。维珍集团创始人布兰森回忆其创意无限的起源正是其开明的家庭。“父母双亲一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们，认为我们的看法跟他们一样有价值。”“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很少给我们指指点点地提意见——除非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建议”。

　　梁启超对子女总取乐观鼓舞的态度。思庄未能立进大学，他说“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的厚越好”。她勉励孩子们“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思成担心欧洲学习数年专做呆板工夫，恐怕变成画匠，他便劝慰宽心，“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无独有偶，柳传志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态度。柳在回忆父亲时感慨不已，“我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您和妈妈对我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话是多么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爸爸您知道吗，就这么一句话，指导我好好走过了40年的路程！”

　　梁启超对子女常给体贴细致的帮助。他教导思庄做学问别耍孩子气，做人却要带几分孩子气；为思永联系考古专家；为思忠约请西点军校推荐人；牵挂最多的似乎还是思成，指导他《中国宫室史》、《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为他谋清华的教职，尤为操心的还是他和林徽因的婚事，推荐婚礼的地点，约请嘉宾，准备聘礼，筹划新房，还细心嘱咐结婚后第二天要到领事馆向两家祖宗及父母双双遥拜。

　　收录的这些家信都写于上世纪20年代，从中窥见的是一副父慈子爱的动人图景，梁启超心疼儿女，儿女也敬爱他，个个“拿爹爹当宝贝”，并以出色的成绩告慰父母。此前几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在其中提出了为人父母者的三个核心：一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二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三是解放，使子女成一个独立的人。对应于此，梁启超真是一个难得的好父亲的典范。

　　但环顾周围，多少父母还是祸害，而子女还是其奴隶？多少家庭关系仍是畸形、变态与扭曲的？在考学时，恋爱时，创业时，很多父母成了子女自主选择的最大阻力，而很多子女一方面委曲求全，在“孝”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又谬种流传，在将来把这一悲剧继续向下传递。鲁迅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比照今日，前者便是屡见报端声名狼藉的豪门恶少，后者便是深夜电台情感热线里哭诉被父母棒打鸳鸯的屌丝男女。

　　不管世相如何，觉悟了的父母都应该学习梁启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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