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史上最牛的校长，执校17年，死后却无钱下葬：真正厉害的人，一生只做好一件事

提及清华大学，恐怕每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

作为当今中国与北大并驾齐驱的顶级大学，清华是莘莘学子们盼望踏入的殿堂，寄托着每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好愿望。

从1911年由清政府设立，清华大学几次改名，历经百年，才发展成而今国内顶级学府。

但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个人，清华也许就没有如今的辉煌成就。

可以这样说：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清华！

他就是清华史上“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公元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各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赔款白银高达四亿五千万两，因系针对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而定，被称为“庚子赔款”。

▲八国联军过后，北京一片残垣断壁

这笔巨额赔款，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不啻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幸而在1908年，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联合其他爱国志士，与列国豪强周旋，几经谈判斡旋，终于游说美国退还多索要的庚款，将这笔款项用于中国的教育，并作为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经费。

当时负责实际事务的清廷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提议在北京创设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下一代中国学生出洋前先教他们英文。

这所学校，日后便演化为当今中国最具声望的清华大学。

1909年10月，47名中国首批庚款赴美留学生，由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率领，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赴美。其中一位就是梅贻琦。

▲1909年，第一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合影，第46为梅贻琦

5年后，梅贻琦回到故国，山河未变，时代却已轮转。

此时，清帝国已灰飞烟灭，中华民国于炮火血水中诞生已逾三年，科学与民主之“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终于诞生。

一批特立独行的时代弄潮儿们，便在这豪杰并起、武夫当国的“进向大时代的时代”里，奋力进击，各自展现着自己的风采，梅贻琦便是其中之一。

1915年9月，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邀，离津赴京到清华园执教，教物理及数理。

▲周诒春校长（摄于1914年）

此一时期，他给同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甚至给人以孤独自持之感。

然而他精深的学问、沉稳的性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却深得学生敬仰、爱戴。

自1911年于清华园废墟之上兴建清华学堂起，至1931年，凡二十年间，校长十易。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学生驱逐校长的风潮尤盛。

以致多年后有一名毕业生不无夸耀道，当年最大的丰功伟绩便是——“九年清华，三赶校长”。

▲清华园水木清华匾额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举国震怒，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却仍迟迟不采取行动。

学生们被激怒，甚至演变到要到张学良居住府邸游行示威。

眼看着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就要在南北爆发并波及全国。

便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当时尚在美国华盛顿料理留美学生监督事务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接过了这沉沉重担。

1931年12月3日上午，国立清华大学新科校长就任仪式上，一身浅蓝布长衫、身材高挺削拔的梅贻琦缓缓步入人们的视野中。

从此宣告着清华大学梅贻琦时代的到来。

暌违三年，重回清华，梅贻琦做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演说——《大学与大师》。

谈及当今国事，他面色沉重地望着众人，以轻缓的语调说：

“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短短几句话，赢得底下师生掌声雷动。

梅贻琦也以其一生所作所为，践行着这一理念：致力学术，造就人才，以教育担负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重任。

▲1935年校庆日，梅贻琦对清华师生演讲

后来曾有人问梅贻琦，为什么能够在清华的“校长风波”中留下来？

梅贻琦操着一口天津方言，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这当然是玩笑话，真实是，梅贻琦用他渊博的学识、独有的人格魅力，让所有的清华学子们心甘情愿地叹服。

国难方殷，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平津沦陷，当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不得不向西南撤退，后又由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

师生们一路步行，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三路入滇示意图，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

自此，数千名师生便在这边陲之地，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的西南联合大学。

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被任命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共同主持校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且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填了一首《满江红》词作。

以最悲壮的呼喊，最不屈的意志鼓舞师生抵抗到底，葆有希望，切不可畏难灰心。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千年前诗人杜甫曾有感于“安史之乱”，写下“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之语，以暗寓乡国之思。

而今同样是国势阽危，江山摇撼。

梅贻琦更是以昂扬的意志，率领着师生们在烽烟战火中，排除万难，弦歌不辍，于山河破碎的悲凉之中更添就了一股慨然之气。

▲联大校训

随着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中国的战争局势日益好转。

1944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向全民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

曙光将近。

▲抗战胜利后，重庆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胜利

1946年10月10日，上午10时，复员后首度开学典礼在清华园大礼堂举行。

梅贻琦面对着破坏严重的校园，向师生们勉励道：

“不应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更发扬而光大，俾能负起清华应负之使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正式宣告联大结束

然而，人们抗战胜利的欣喜并未持续多久，内战便爆发了。

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一二·一运动所导致的清华教授团体的内部分裂，加之汹涌学潮的势不可挡，以梅贻琦一人之力再难抵挡。

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面对国民军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决定退避台湾，并着人草拟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

便在这时，曾多次言及“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梅贻琦的南飞台湾，让许多人颇觉困惑，并因此成为后世许多人对其评价暧昧的根由。

但真实又是什么呢？

便与之前提到的庚子赔款有关。

当时的清华庚款全部由美国“华美协进社”保管，而梅贻琦作为最清楚这笔赔款重要性的人，自觉保护这笔款项责无旁贷。

据复校后担任清华教务长的吴泽霖回忆：

“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另据当时有人透露，梅贻琦走时对人说：

“我留下有二种可能，一种是做傀儡，一种是做反革命，因为这两种都是我不想做的，所以必须走。”

梅贻琦对于当时政治时势的判断，不可谓不精准。

对此，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教授的一番话也许是最为合适的。

“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着和坚守。“

留下不代表爱国，离开也并不代表不爱国。许多事一旦牵涉到政治的风云变幻中，便很难分出对错。

鲁迅先生说得好：

“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由此可以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去与留，也终究只是大时代裹挟下个人的一种选择。

赴美拿到庚款基金后，面临周遭众人的觊觎，他曾说：

“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

他始终决意把钱用到教育上，而他说到便当真做到。

去往台湾后，他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从无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新竹清华大学。

之所以起这个名，大概是他心中永远牵绊着清华吧！

1958年，为了给学生们提供好的师资力量，梅贻琦以69岁高龄，多次奔波辗转于台美之间求贤，终于感动袁家骝、吴大猷、邓昌黎等顶尖专家教授的陆续前来。

1931年在继任校长的仪式上，梅贻琦发表了演说《大学与大师》，他说：

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校长在昆明（杨立达摄藏，载《清华校友通讯》第三十三、三十四期合刊，新竹）

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其教育理想，首先是“大师说”。

正因为对大师的重视，在其任上，他“不拘一格降人才”，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而将自己放在“公仆”的位置。

最终不但没有削弱梅贻琦作为校长的权力和地位，反而有益于他地位稳定与校内风潮平息。

仅这一条便足以显示出梅贻琦对教育的独特认知和大智慧。

其次便是他的“通才教育”。

他曾在全校集会中说：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

学问范围务广，不易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

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在当时普遍重理轻文的社会环境中，他的这番话不啻如同惊雷，给人醍醐灌顶之感。

▲1961年春，梅贻琦于台大医院二号病房到一号病房看望病中的胡适。后为韩咏华与钱思亮。（杨锡仁存。照片上手写字：March29，1961[1961年3月29日]送给锡仁适！）

而“学术自由”的理念，已不仅仅是其对学术的态度，更是其一生人格的写照。

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相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秉承着这种“学术自由”的理念，让他在国民党党化教育严峻时，仍坚持自由教育；

执掌清华时，从未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任何一个学生，也从不干涉学生活动，只叮嘱他们要注意安全；

国共两党相争时，始终持中立态度，仅以学术为己任。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教育家，一个以一生专注学术自由的学者。

1962年5月4日上午10时50分，梅贻琦因操劳过度离开人世，享年73岁。

在其死后，家中甚至无钱来给他安葬。

他所有的钱财，都被用于教育，用于为中国造就人才，自己却两袖清风。

家人们打开了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面对里面内容，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

里面没有片言遗嘱，装的是由他亲自管理的清华基金账簿数册，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

像一枚不朽的勋章般，彰显着他呕心沥血、春风化雨般的一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梅贻琦灵柩移往墓地，执绋上山者数千人

在治丧委员会同人为他修撰的祭文里，写道：

“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纵观梅先生一生，讷于言而敏于行。

在其带领下，清华由一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到成为与北大并肩而立的学术重镇。

涌现出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大师，更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其功绩，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电影《无问西东》梅贻琦剧照

电影《无问西东》里，祖峰饰演的梅贻琦对陈楚生所说的一句话，最令我印象深刻。他说：

“什么是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这就是真实。

我想，梅先生一生只做好一件事，那便是清华永远的校长，也是在做他自己的真实吧！

曾有人说：人这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很了不得了。

是呀，我们如今的时代太浮躁了，人人都脚步匆匆。

工作，稍不合心意，就索性跳槽；

兴趣，坚持个三五天，就兴味索然，干脆放弃；

爱情，一言不合，就选择分手，几个月到半年，就要换一次男女朋友。

坚持，成了最难做到的一件事。

这样的三分钟热度，事事浅尝辄止，只会让我们错失许多许多珍贵的东西。

比如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比如甘心情愿付出精力的兴趣，比如一个可以相伴终生的爱人。

▲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

就像张晓风所说的：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是一生一世的，要做英雄，要做学者，要做诗人，要做情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多不少，只是一生一世，只是生死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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