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藏文墨怀如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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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唐诗坛上，“初唐四杰”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皆是少年成名，英姿勃发。
年少得志，便不免轻狂傲慢些。
其中又以杨炯，最为恃才傲物。
杨炯就说了：那些玩杂耍的艺人，会把画着麒麟样子的布蒙在驴子的身上，然后翩翩起舞。
可是呀，等到结束的时候，他们把布拿下来，驴子就是驴子，它变不成麒麟。
我看呀，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朝臣们，披着朱紫色的朝服，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其实他们和覆盖着麒麟皮的驴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段话传出去，得罪的可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私下里直言不讳，在文学上，杨炯也是同样的锋芒毕露，丝毫不屑于掩饰。
当时“四杰”的排名上，大家都以为王勃第一，而杨炯居第二，排名为“王杨卢骆”。
“我呀，惭愧立于卢照邻之前，而耻居于王勃之后。”（来自《旧唐书》）
意思是说：排在卢照邻之前，我是很惭愧的；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却是不服气的。
他自小就是神童，9岁就进士及第，10岁就进了弘文馆。
弘文馆，最初叫作“修文馆”，公元621年，由唐太宗李世民设立，招集天下名士，其中就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等名流。
太宗即位后，改名为弘文馆，聚书20万卷，是国家藏书之所，也是皇帝招纳贤才之地。
杨炯进了弘文馆，前途可谓一片光明，所有人都以为他的前程不可限量。
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我以为我的人生终于要扬帆远航了，你却告诉我，船只从此抛锚在这里。
昔日青葱少年郎，转眼已将到而立之年。除了阅历和学识的加深，他的仕途看不到一点起色。
公元676年，杨炯在京应制举，终于获得了一个“雠（chóu）校典籍”的九品小官。
他有为国尽忠的理想，却报国无门；他自认为有经天纬地的才华，却怀才不遇。
一直到公元682年，杨炯在沉沦下僚数年后，终于有了一次仕途的飞跃。被提升为太子李显的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仅仅两年后，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后来，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也受到牵连。
两年后被贬四川，后来虽回到洛阳，却始终做着芝麻小官。
相比四杰中的其它三人，王勃26岁溺水惊悸而死，卢照邻病痛缠身自投颍水而亡，骆宾王参与讨伐武则天，败亡后下落不明。
可是对他自己来说，梦想破灭、庸碌平常地度过一生，又究竟算是幸还是不幸呢？
初唐诗坛，受到齐梁诗风的影响，尽是刻意雕琢、绮错婉媚的宫体诗，而缺乏风骨，更无一丝男儿气。
便在这时，杨炯以一首气势昂扬的《从军行》，从亭台楼阁、丝竹管弦中走出，直奔边塞大漠，令人血脉偾张。
这首诗借用了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了一个士子从埋首翰墨到决心从军边塞、马革裹尸的全过程。
首联写边城军事告急，烽烟战火燃遍，熊熊火光照亮了长安。
一个“照”字，渲染出了边塞战事的紧张激烈；一个“自”字，则显出了诗人内心“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态度。
大好男儿，在国家兴亡之际，又岂能困守在小小一间斗室，将年华消磨在雕章琢句之间。
“凤阙”指皇宫，“牙璋”是古达发兵所用的兵符，这里指代奉命出征的将帅。
朝廷刚刚下达了出兵的命令，身着铁甲的唐军将士们已然神速地到达了前线，将敌军重重包围。
一个“绕”字，更是传神地写出了将士们行动的迅捷与在战场上的英勇威猛。
颈联本是书写战斗场景，诗人却刻意不从正面着笔，而是通过景物加以衬托。
前一句从视觉出发，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遮天蔽日，使得军旗上的彩画都显得黯然失色；
后一句则从听觉出发，北风呼啸，夹杂着激昂的进军鼓声，让人的胸怀不由得震动。
前后两句诗，声色交融，将那种悲壮激烈的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更能让人感受到将士们冒着风雪与敌人作殊死搏斗的勇敢与无畏。
诗人说，他宁愿去横刀立马，驰骋沙场，亲自保卫国土，也不愿意作一个软弱书生，蜗居在小小的书斋中。
这种男儿的血性，这种壮士的豪迈，这种纵然马革裹尸，亦一往无前的气势，都是沉醉在莺莺燕燕、酒樽花前的宫体诗人们所没有的，亦是初唐诗风所匮乏的。
也唯有这样的诗歌，才能真正带领唐诗走出软玉温香的牢笼，走入恢宏大度的盛唐气象，还唐诗一个男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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