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不都是很惨的吗?


人人都爱说,小时候的春节,才是真正的春节。搞得春节像一瓶陈酒,年头越酒,这酒就越香。

 

我小时候可能过分早熟了,现在想起来二十年前的春节,记忆中并没什么开心到痛快淋漓,值得忘我大笑的快活事。

 

只记得以前的冬天,真冷啊,绝不能像现在,说冷,也只穿一条牛仔裤,一件毛衣加厚外套。二十年前一到天冷,忍不住数数身上到底穿了几件,一身棉毛衫是基础皮肤,睡觉都不脱的,此外毛衣两到三件,羽绒服一件,在棉毛裤和包裤中间,还要衬一条臃肿至极的绒线裤。

 

每年春节,印象中都有为了新衣服的吵架。买,不买,买多贵的,都能跟我妈吵起来。有一年我和堂姐一人得到一件新羽绒服,她的粉红,我的浅绿,本来很美好的事,因为我出门玩得厉害,搞得那件羽绒服脏污得大年初一穿不上,被我妈一顿好骂。新年第一天穿件旧衣服,太不吉利,如果买两件新衣服,像汪曾祺笔下吃两个猪油煎鸡蛋的惯宝宝,大人们张嘴就是:谁家孩子这样?乡下人粗野,后面还要跟着一堆生殖器乱飞的脏话,才算解气。孩子骂哭后,做大人的又不依了,哭什么哭,新年新事,再哭撕烂你嘴巴。

 

做这样的小孩,怎么会开心呢?到了真正过年那几天,乡下照例是打麻将,吃好夜饭,圆台面撤下,方桌上倒出一副麻将牌,亲戚间互打,打到我困得眼皮抬不起来,终于可以坐我爸的摩托车回家。小孩也可以打牌,摸二十一点抽大小王,小男孩最兴高采烈。有几年乡下很兴一种叫二八角的赌博游戏,过年时小孩也可以上去押钱,后来听说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从小沉迷此道,长大后终于把自家的乡村别野输了还赌债。

 

当时的压岁钱是大人脸面上的交易,从来落不到自己身上。十八岁那年我去广东念书,春节前后碰到认识的熟人,结婚的竟然给我派利是,有十块二十块,顿时觉得这风俗真好。

 

本乡那种压岁钱红包,纯属面子工程,落不到小孩手上,大人们你推我嗓场面上交交手,你包我儿子六百,我包你女儿也六百,我们谁也别欠谁。

 

在所有人写的春节文章里,孩子总是被当成开开心心转来转去的吉祥物。过节要是没小孩吵吵闹闹,一个家就没有家的样子,冷冷清清好不凄凉。相反,有了小孩到处闯祸,大人迎头骂上去,真跟放烟花一样,越大声越精彩。

 

郁达夫有一年写新年在杭州请客,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火辣烟熏,他一股无名怒火,坐着喝闷酒,只想骂人出气。但“老婆不敢骂,用人不忍骂,天地不必骂”,于是只有两个三岁五岁的小儿,负责做天然的出气桶。两个小孩吵起来,一人甩一个嘴巴子。

 

太真实了,我母亲常说小时候没动过我一下,真是宠坏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不听她话,她很后悔。大部分讲中文的为人父母者,都相信打出来的小孩更抗造,更能经风雨,更有韧性。

 

大人口口声声说,新年不能哭,不能打架,但自己打骂起来尤其尽兴,特别是喝完酒,揍小孩的声音不绝于耳,最后只得一个老祖母出来劝:好啦,不要打了。

 

我印象中的春节,既没什么好玩的,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就是一盆盆给男性长辈下酒用的大鱼大肉,除了一碗八宝饭逗妇女儿童开心外,其余尽是懒得下筷的白斩鸡红烧鱼。

 

只有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格外热爱过年,那真是他们一年中唯一的指望。这辈人说起来真是惨,百年前梁实秋写《过年》,从吐槽守岁不能睡,到大锅饭难吃,再到分的杂拌儿蜜饯全是灰,根本难以下咽。最让他不愉快的,是要压岁钱必须磕头如捣蒜,太窝囊。

 

后来祖父母过世,他父亲当家,把旧俗都破了,说我愿意哪一天过年就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梁实秋从此不再按旧法过新年。说起来,守着旧俗的人,还不如梁实秋父亲,明明知道老规矩带来的只有不高兴,不知道为了谁的高兴,还是一年又一年延续着。

 

你说春节一年不如一年好过的时候,想过没有,根本不是你胃口不好了节目不好看了,它一直都是那么简陋粗暴毫无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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